孙晓舒从落寞到新宠中国影视人类学80年变迁
中国影视人类学在过去80年里，经历了诞生、起步、发展、成熟和独立五个阶段。本文以时间为序，着重介绍中国影视人类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做出的成绩，并指出目前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的不足之处。
我国影视人类学的诞生
中国影视人类学实践开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26年著名探险家瑞典人斯文·赫定率考察团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考察包括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在内的7项内容，考察期间，中外专家和摄影师在甘肃、宁夏、新疆、内蒙古等地拍摄了大量影片和照片，并于1929年在北京公映，观众反映强烈。这是中国人参与拍摄影视人类学影片的最早记录，它开拓了中国学者的视野，为日后的拍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33年至1937年，中国专业的民族学工作者开始将影视手段运用于民族学田野调查中来。凌纯声、芮逸夫、杨成志等著名学者都在少数民族调查过程中运用影视手段记录下少数民族的“真实生活”。上述几次拍摄是我国影视人类学的早期实践，开创了我国影视人类学的先河，标志着我国影视人类学的诞生。
“抢救落后”与保存原貌
近20年后，为了配合1956年开始的“民族大调查”，响应“抢救落后”的号召，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同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合作，先后拍摄了16个民族、22部123本“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如《凉山彝族》、《赫哲族的渔猎生活》、《僜人》等。当时的拍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下纪录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原貌，另一方面则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就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从中国各民族的具体实践中找出例证来，使历史唯物论得到更充分的例证和说明”。这些影片记录下的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因此更加珍贵。
快速发展时期的多学科特征
1978年改革开放至1980年代末，是中国影视人类学快速发展的时期。在实践方面，随着电视的普及，拍摄机构不再局限于电影制片厂，全国各研究所、高等院校、电视台等纷纷投入到人类学电影的生产制作中来，借助电视形式记录和展现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此时拍摄的影片内容也更加具体化，专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某一个侧面，如传统节日、习俗、婚丧嫁娶等内容。然而，由于拍摄视角、原则和手法的不同，拍摄出的影片也并非完全属于影视人类学的范畴，更多的艺术欣赏片、新闻纪录片混杂其中。在理论方面，学院派的影视人类学摄制者强调人类学理论与田野工作的专业特征，而且总是和研究论文论著结合在一起。而众多的新闻影视界和独立制片人也在制作人类学的或非人类学的纪录片，近年来纪录片制作者之间的交流越发频繁，成为不同学科之间理论交流的新的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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